觀念平臺－開徵新稅爲何多在戰時？
遠至古希臘時代，雅典爲城邦國家，仰賴海上貿易發展，商人致富則以自願性捐輸方式，贊助各項公共建設與服務，藉以提高社會地位。然而西元前431～404年的伯羅奔尼撒戰爭（Peloponnesian War），以雅典爲首的提洛同盟（Delian League）與以斯巴達爲首的伯羅奔尼撒同盟，展開長期間爭戰。雅典人也因後來迫於戰費需要，以強制性方式對財富課徵戰爭稅。
提及當前各國普遍採行的所得稅，是個與戰爭具密切關係的稅制。
該稅創始於英國首相威廉˙皮特（William Pitt）爲籌措對拿破崙戰爭所需，在1799年首度開徵的新稅，屬於對有錢人課徵的富人稅，爲一種臨時稅；1802年戰事平息而後取消。然在1842年羅伯特˙皮爾爵士（Sir Robert Peel）執政，因財政困難又恢復課徵，並且改爲經常稅。美國在1862年南北戰爭時，一度開徵所得稅，後因涉及違憲而取消；至一次世界大戰前（1913年），再度建立所得稅制。日本在明治維新時（1887年），亦因財政需要開徵所得稅。中國在清末及民初也曾研擬，直至對日抗戰前夕（1936年），國民政府才正式實施（分類）所得稅制。
不只是所得稅的開徵與戰爭財源有關；依據《千年房市》一書中的報導，中國古代許多稅的開徵，均與戰爭經費籌措具密切關係。例如房屋稅，開創於唐德宗時，與安史之亂後爲用兵削弱藩鎮勢力有關，當時叫「間架稅」，是按房屋的等級及間數計徵；後因迫於輿論壓力而廢除。五代十國的晉少祖、周世宗，後來南宋朝之高宗，乃至於元、明、清各朝，均當國庫空虛、籌措軍餉時刻，開徵類似的稅；或許不叫間架稅，而是叫房稅、屋稅或產錢。民國時期叫房捐、房屋稅。
其實，英國亦有類似的稅，爲對歐陸發動「九年戰爭」，於1696年開徵著名的「窗戶稅」，按房屋的窗戶個數課稅；原本爲臨時性租稅，卻直至1851年才廢止。
而與房屋等不動產買賣有關的是契稅。據《千年房市》所述，東晉爲了對抗北方胡人，需款孔急，故而對不動產（及大項動產）課稅，稱之爲「散估」，爲後世契稅的前身，稅率4％。爾後各朝多有契稅，其稅率在隋、唐朝約5％，宋朝約4％，元、明、清朝約3％。臺灣現行稅制中也有契稅，例如不動產的買賣及贈與，其稅率爲契價之6％。
除了所得稅、房產稅的創制與戰爭有關外，中國近代史上曾困擾多時的厘金（又稱釐捐、釐稅）制度，創設於清咸豐3年（1853年），是各地方政府對太平天國作戰，爲籌措軍餉而開創的流通稅或消費稅；最初稅率是1釐（即1％），屬臨時稅性質。而後的發展，則是稅率不斷提高，各級政府都相當依賴此稅。由於層層設卡（即釐卡）課稅，阻礙貨物流通，故取消之議不斷。然而直至民國20年（1931年），在「裁釐改稅」 政策下，透過中央開徵統稅（即貨物稅），及地方開徵營業稅，終於將厘金制度廢除。
此外，鹽鐵專賣籌措戰費可追溯至中國春秋時代，爲名相管仲治齊所創；漢武帝爲了征伐匈奴，更是發揚光大；爲從古至今獨佔式國營事業開創先河。雖無稅收之名，然其價格中不但包括獨佔利益，也包括貨物稅或特產稅的性質在內。
戰時財源除了加強課稅外，另一種籌措財源的方式就是舉債。中國對日抗戰期間，以及在二次世界大戰時的美國、日本等國，都發行戰爭債券來籌措軍費；人民多基於愛國心理而購買。公債其實是「未來的租稅」，政府一時無法徵得足夠的租稅，就向人民商借資金，以後代子孫的繳稅來償還。回顧中日甲午戰前，日本發行鉅額的債券籌集軍費；戰後日本向戰敗的中國天價索賠，中國因此變得更窮。中、日兩國幾乎是同時「自強」與「維新」，後來國運發展卻大不相同。
在加稅、舉債之外，大量增發通貨又是另一種戰時財源融通方式。中國在對日抗戰及國共內戰時期，稅收佔財政收入的比率，絕大多數的年度不到20％；爲了戰爭軍費需要，國民政府大量發行通貨融通支出，使得物價持續大幅上升，人民繳了龐大的「通貨膨脹稅」，社會、經濟及人心動盪不安，也連帶肇致軍事上節節失利。其實，在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及戰後，德、奧等國大量印鈔融通戰費，引發超級通貨膨脹就是顯例；凱因斯（J.M. Keynes）更在《和平的經濟後果》中指出，政府大量印鈔票支應戰爭費用，造成貨幣體系崩解，等同於對革命發出邀請函。在此回顧歷史經驗，足以令人深切省思。
